1986年下半年我赴美讲学时，曾专程去哈佛大学参观访问，在那里呆了一周，不仅参观了培刚师40多年前在此学习、研究和生活过的世界著名的哈佛图书馆、经济系宏伟的大楼和美丽古雅的校园，而且访问了一些教授、职员和学生。图书馆一位女职员向我介绍说，张培刚先生的博士论文列入《哈佛经济丛书》，这是哈佛大学的光荣，也是您们中国人的骄傲。经济系一位教授在座谈会上说：培刚·张，才真正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刘易斯·舒尔茨的理论比他提出要晚好些年，因此培刚·张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金。我参观费正清研究所时，一位工作人员听说我是张培刚教授的学生，态度马上就变得非常热情，再三询问张培刚先生的近况，离开时要我代问张教授好。由此可见国外的学者对培刚师崇高的评价。在国内我曾和许多人论及此事，均有同感，都深表惋惜和不平。大家认为如果不是旧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低下，如果没有解放以后30年的政治波折，那么以发展经济学而获诺贝尔奖金的，决不仅是缪尔达尔、刘易斯、舒尔茨等人，首先应当是我们中国人——尊敬的培刚师。1992年10月，在华工校园举行了“张培刚教授经济学教学科研60周年暨80寿辰纪念会”。我因筹备西北大学80周年校庆未能恭身参加盛会，深感遗憾。特写此回忆，以表达我对恩师的敬意。
1947年夏，我从湖南醴陵湘东中学毕业，正预备投考大学时，我们的班主任、英语老师肖项平先生对我说，最好是报考武汉大学经济系，因为武汉大学是全国高校的“四强”之一，与北大、清华、南开齐名，它的经济系也是全国闻名的系，其中有新近从美国哈佛大学回国的青年学者执教，并特别提到年轻有为的系主任张培刚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培刚师的大名。
我报考武大被录取后，于1947年9月初来到了珞珈山，我当即被风景如画的校园迷住了，更被名师的高质量的讲授吸引住了。我现在仍然清楚记得培刚师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讲的是经济学导论，用的是英、美经济学家所写的教材。他用两节课的时间，给我们介绍了当时欧美经济学家的各种代表作，用英文写出了参考书目，使我仿佛窥见了经济学这座宏伟的大厦，从而萌发了进入经济学殿堂的兴趣和决心。同时，由于他强调要阅读英文原著，从而使我们打下了较好的英语基础，以致我在1986年赴美国密西根大学讲学时，虽然30多年未用过英语，但还可以应付，这也应该归功于培刚师的教育。
1948年底，我当时已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组织上要我们多做老师的工作，争取他们和我们一道保校保产、迎接解放。这首先受到当时担任法学院院长的刘秉麟老师的坚决支持，从而使我们经济系的学生运动搞得很出色。1949年3月初，培刚师毅然辞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及研究员职务，再次从曼谷回到武汉，继续担任我们的系主任，当我们几位地下党团员去拜访他时，他极力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表示坚决站在我们一边，这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后，培刚师和我们一道参加了迎接解放军、接管武大、复课和院系调整等工作。由于培刚师的学识、能力和在学生中的声望，组织上任命他担任学校常委兼总务长，代理法学院院长，仍兼任我们经济系主任。
1951年7月底，我在武大经济系毕业，服从国家第一次对大学毕业生实行的全国统一分配，去西北大学任教。临行前夕，我与同班几位同学到培刚师那里去辞行，请他临别赠言，我清楚地记得培刚师那种依依惜别之情，对我们谆谆教导和叮咛。这些成为我来西北后积极工作、克服各种困难的一种动力。
谁知那次惜别，一隔就是36年，直到1987年9月，我们师生再见面时。昔日年轻英俊的老师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而昔日青年学子也已是年近花甲步入老龄了。真是：时间无情催人老，十年浩劫折磨深，能不令人为之叹息！但令人欣慰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迎来了我国学术研究的春天，培刚师以“老牛奋蹄”和“奋力求真”的精神，投入到新的开拓研究中去。1978年春夏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负责人许涤新同志开始主持编写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特邀培刚师主编“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该分册于1980年12月出版。我从头至尾仔细拜读了一遍，深感吾师宝刀未老，锐气仍在。特别是1979年拜读了培刚师在国务院财委中央机关负责干部举办的“国外经济学讲座”的报告稿以后，深庆吾师可以继续从事自己在40年前所创立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了。果不其然，1989年第6期《经济研究》刊载了培刚师《发展经济学向何处去?》一文为当前我国以至全世界学术界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有力地回答了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发展经济学已经“衰落”甚至“死亡”的论调，并提出了为挽救危机，须拓宽其研究范围，加深其研究内容，改革其研究方法，这样，发展经济学的前途将是方兴未艾的。培刚师不顾自己年老体衰，除了重新审订了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中文稿，已于1984年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外，接着又加以修订补充，作为《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于1991年由湖南出版社出版。1992年培刚师又主编了《新发展经济学》一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上三本力作，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具有世界性的学术价值。承蒙培刚师的关怀，亲自签名赠给我这三本书。学生虽不才，对发展经济学缺乏研究，体会不深，但是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拜读了这三部巨著，使我进一步认识了培刚师，他老人家不仅是我大学时代的良师，解放前后的同志和战友，而且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是世界发展经济学坛的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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