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张老远比认识张老来得早。听很多师长、朋友、同学谈起过张老，于是对他精湛的学问、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仁厚幽默的待人之道，心向往之，无奈却一直无缘面识，直到1988年去青岛参加华东地区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年会时，才第一次见到了应邀与会的张老。
　　报到那天傍晚，华东师大的潘英丽来告诉我说“张老也来了”，并拉我一起到张老住的房间去看他。当房门打开，张老笑咪咪地站在我们面前时，我不由拘谨起来，这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无名小辈，面对一位心仪已久的闻名于世的前辈学者时的拘谨。小潘向张老问好后就把我向他作了介绍，我正不知道说什么好，张老却先开口了：“噢，小陈．宋老师的大弟子．久闻大名啊!”喔，老天!这本该由我对他说的话，竟让他抢去说了。我想我的脸一定红了，但一股暖流从心中流过，适才的拘谨和忐忑无形中消失了，就仿佛张老和我是早就认识的朋友，可以畅所欲言地随意交谈。
　　1988年的年会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很大进展，但经济增长过速，通货膨胀、贪污、官倒以及隐性失业等问题正在逐渐暴露出来的形势下召开的。与会的同行就上述问题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与小潘等根基尚浅的后生之辈也在小组讨论中慷慨激昂，频发议论。承各位师长的关照。我和小潘还被推荐作了大会发言。不知小潘的感觉如何，我自己在学术会议上侃侃而谈还是第一次，心中真有点暗自得意之感。然而，这种浅薄的得意持续了不过三、四个小时而已。因为我们发言的当天下午，大会安排了张老的发言，题为《发展经济这往何处去》。张老的发言声既不高，言亦不疾，而又像是一位身历数十年人生坎坷的睿智的老人在回忆他的经历。当他谈到他作为农家子弟的艰难的童年生活，谈到在文革中下放到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时，几次语音哽塞，他那种发自心底的对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对贫困的中国农民的深切的爱与同情深深地打动了我。当他谈到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见解，即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广阔、东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悬殊的“多元经济”的国家，历史的纵进程相当于地区由西到东的横断面，所以不能重工废农，重沿海轻内地(他的知之甚广的“牛肚子理论”就是在此次发言中提出的)，与他那种深切的历史感与广博的世界观比较，马上让我看到了自己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肤浅与寡闻。也许是因为在文革中我曾经在黑龙江的边境小村插队落户，当过整整八年的农民，我的思想，我的感情同样无可避免地打上了“农民”的烙印，张老的观点很自然地引起了我的共鸣，并吸引着我积极投入由张老倡导的《新发展经济学》一书的筹备工作。也正因为如此，一年后当我有机会到世界著名学府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时，我放弃了已从事数年的国际经济学专业而改攻农业与资源经济学。如果今后我将毕生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那么可以说张老对我的影响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我后来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还未到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农业与资源经济系报到时，就听说该系的艾玛·阿德曼(Irma Adelman)教授(女)是世界闻名的发展经济学专家，在美国学术界声望甚高。美国的专家教授们十有八九对学生非常随便，尤其对研究生更是亲切随和。但这位胖胖的罗马尼亚裔犹太老学者却是个例外。她平时上课、走路，不说鼻尖朝天的话，那至少下巴是绝不向地的。同学们背后都说：“Irma looks like a queen!”(艾玛看起来像个皇后!)而且据说她的脾气非常古怪，对学生要求近乎苛刻。我进校不久，就有好几位高年级同学告诫过我：千万不要找艾玛做博士论文导师，弄不好你会一辈子毕不了业的j所以我见了她总有点心跳过速，只得敬而远之。
　　1991年春，我接到张老来信，说他偕夫人7月来美国和加拿大访问，归程将途经柏克利小住数日，该期间希望能与阿德曼教授会面晤谈。接信后我真有点伤脑筋：因张老到达之时，学校将已放暑假，艾玛不一定在校；更主要的是谁知她愿不愿意与一位中国学者会面呢!”那天趁在系里遇到艾玛之际，我向她提起此事。一边说一边心里直打鼓，生怕我一说完她就回答说“对不起，暑期里我要外出。”如果真是这样，我连半分争取的余地都没有，岂不辜负了张老的嘱托?可出乎我意料的，艾玛听完后立即就说：“你拿笔记一下我家的电话，张教授到后就请打电话和我联系!”
　　张老到柏克利后，经用电话联系，艾玛约他第二天到系里会面。由于我没有在校园内停车的许可证，怕被罚款，所以我开车把张老送到系办公楼后，只能让他一个人上坡去看艾玛，我则坐在车里等他。原来约定他和艾玛谈半个小时就下来；谁知他一去一个多小时还不见出来。夏天中午的骄阳晒得车里炎热如蒸笼，我流了一脸汗，心里直犯嘀咕：偌大一幢大楼，老先生可别找不到艾玛的办公室啊!我越等越心焦，眼看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我再坐不住了，决心冒着被罚款的危险进楼去寻找。可我刚走出车门，却一眼瞧见那位高傲的老学者竟然挽着张老的胳膊，一路说笑着亲自送他下楼来了!如果当时我没有目瞪口呆的话，那至少是吃惊不小，以至当艾玛说第二天要请张老夫妇吃饭，并让我作陪时，我好一会儿没弄清她说的饭店在哪儿。
　　艾玛请我们用餐的饭店面积不大，她说这是校区附近最好的中国餐馆。可饭店虽小，我还是感到拘谨。所以当侍者送上莱单，艾玛请我们点菜时，我提议让张老来点，张老可不含糊，拿过菜单稀里哗啦一下子点了八九个他喜欢吃的海鲜和点心。菜和点心上来了，可惜吃菜可不比点菜轻松。。三位上了年纪的人加上我的“小鸡肚肠”，努力加餐的结果，桌上还是剩了一大半，最后只得请侍者装进食品盒，全让艾玛带回去了。回家后，师母埋怨张老菜点得太多，不懂客气。张老却乐哈哈地说：“她请我们吃饭也不吃亏嘛，剩下这么多菜全叫她拿回去了，够她吃好几顿的。她也不想到分几盒给我!，，一下就把我们全逗笑了。
　　开学后，我和同学们说起艾玛请吃饭后，大伙都有点不敢相信。好几位同学说，进校几年了，从未见艾玛请客，尤其是请学生吃饭。看来我成了几年中艾玛第一位正式请吃饭的学生!当然这顿饭是沾了别人的光，沾了一位让艾玛这样高傲的著名教授敬佩的中国学者的光!只是吃了这顿饭我一直“心有余悸”：但愿艾玛不懂中国的俗话“名师出高徒”，否则她以这样的原则来要求我的话，我可真怕要“一辈子毕不了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