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并正在掀起一股学习和研究的热潮。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可喜的局面，是因为在我国这样一个拥有11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10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提出了众多异常复杂的经济问题，急需广大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去深入系统地总结、分析、阐述，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旋。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正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如何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并实现现代化等问题，它直接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出发，因此所提出的问题、理论和总结的经验，尽管不甚全面和深刻，但却正是，我们所遇到并苦心思虑的。正由于此，在我国，发展经济学面临着巨大的需求和市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正在吲育当中。

然而，在发展经济学产地的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学家们，但括一些发展经济学的领袖人物，却对这门学科的前景持悲观的厣法。其中较为温和者认为，发展经济学在经历了战后50、60年代的繁荣之后，从70年代起已开始走"下坡路"，正处于“收益递减”阶段，战后只有像亚洲“四小龙”那样的少数国家和地区步入新列工业化之列，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未得到长足发展的事实证明第一阶段的统一的经济发展理论的不切实际，它必须让位于对耳体国家的国别和类型研究，今后发展经济学应该从研究"经济结构的变化"为主，转向以研究"组织和政策的变化"为主，成为"政策变化经济学"。激进者则用"停滞"、"贫困"、"衰亡"、"死亡"等字眼来断言发展经济学的现状，认为它将回归到统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大家庭中。

与上述西方学者缺乏科学性的诊断相反，我国的一些富有远见的学者不仅对发展经济学充满着信心，而且正确地提出了摆脱困境的出路。仅举我国两位研究发展经济学的权威的见解为例。一位是在国内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谭崇台教授，在他主编的《发展经济学》一书的最后，他这样写道：“发展经济学是一门具有生命力的年轻科学，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是客观存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还在发 展，这是不能闭目不视的事实，这种事实不断要求着经济学家们从复杂现象中找出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各不相同，所走的道路也不一致，因此，又会累积多样的经验教训。这些都是发展经济学取之不尽的泉源。”“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采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对西方发展经济理论鉴别比较，去粗取精，并不断从各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特剔是我国的发展历史和发展现实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建立一门新的发展经济学，这一工作是具有重大意义和广阔前景的。”

另一位是发展经济学的最早开拓者之一，因《农业与工业化》书对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做出重要贡献的张培刚教授。在长达5万字的论文——《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文中指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而现在这样国家和地区，在世界上还占大多数。因此，发展经济学就其任务而言，仍然是极其有生命力的，可以说是‘方兴未艾’，本有可为”他进而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两个方面对发展经济学的范围和内容加以彻底改造和革新。一是扩大研究范围，即将研究的重点由实行市场经济的小国及地区转向那些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幅员广大的大国，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另外还要把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二是改进研究方法，突破单纯的经济分析，而“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探根溯源，寻找良策。”　　

下面依据张、谭两位先生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深刻见解和对建立新的发展经济学的主体构想，就发展经济学的改革和再发展这一主题，从其研究范围，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以及今后有待深入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具体认识和想法。

发展经济学既然是研究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现代化，那么对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小国还是大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为主的国家，还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都应该深入地加以研究，其经济发展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都值得全面亍以总结并比较。可是，战后西方发展经济学之所以会陷入目前的困境，从研究的范围上讲，就在于其片倚性，即由于战后形成的政治经济格局，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所选剥的典型主要是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世界体系范围内的实行资术主义市场经济的东亚“四小龙”(台湾、南朝鲜、新加坡和香港)，且4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平稳式发展模式”和拉丁美洲的“振荡式发展模式”，所总结的前者的成功经验主要在于“自由市场经济出口导向战略儒家传统文化”，后者的教训则是因进口替代战略而陷入沉重的外债负担和“奔腾”的通货膨胀的深渊。但对于其他广大的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或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象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和历史负荷重、幅员广大、国情复杂的大国，以及象东欧、中国、北朝鲜、越南等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它们在经历了战后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有哪些经验教训?诸如此类的问题，西方发展经济学没能或没来得及全面、深入地总结，并取得中肯的见解。它所总结的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如果推而广之到那些体制、国情不大相同的国家，显然缺乏普遍意义，其结果也许会令人失望。

进入90年代的今天，“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使得我们有可能突破前期发展经济学的局限，将研究的视野大加拓展，即将研究的重点由小国或地区转向大国，并把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进来。

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到大国的时候，那么至少有下列不同于小国的特点或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1)大国的资源丰富多样，国内的现实及潜在的需求与市场容量巨大，这就使得大国进行进口替代并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有了供求两方面的客观基础，其经济开放的程度和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也就远不若小国之甚，国内因素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故发展重点应立足于开拓国内的巨大潜能。当然，由于其落后性它仍然不能与世界隔绝，而必须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开展与国外的商品、资金与劳务的交流，并处理好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的平衡。(2)大国的人口基础大，增长率高，负荷重，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便成为头等大事。因此农业始终是其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容不得丝毫的松懈，同时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就业问题异常突出，故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应作为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之一。(3)发展中大国一般在历史上都是文明古国，拥有灿烂的古代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传统，它们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短暂，而封建主义的遗传因素却不少。这对经济现代化究竟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呢?象印度的种性制度，中国"不患穷而患不均"的国民意识可以说是起阻碍作用，而儒家文化“和为贵”的处世观却可以利用来改善人际关系和促进经济发展。(4)大国幅员辽阔，各地区间的历史、地理、人口、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甚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平衡现象，如何既避免不平衡，又防止经济诸侯割据，阻碍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便是个大问题。

当我们再把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进来的时候，那么发展经济学马上就面临着一系列难题，例如，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下如何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并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点?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稳定现象，是不是不得不付出的暂时的“阵痛”?另外，在公有制经济中，如何使劳动者真正感到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调动其积极性，以及正确处理好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发挥企业的主动创造性，打破“大锅饭”，提高经济效率，始终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显然，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已经构成发展的障碍，如果不进行诸如企业、价格、计划、财政、金融、商品流通、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其经济发展便没有后劲，经济现代化也无从谈起。有效的体制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体制问题是发展的一个中心问题。因此，应当把社会主义国家和改革经济学纳入发展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并作为一个重要内容，从经济发展，即由一个传统经济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演化的长期历史过程中来审视改革问题，溶改革于发展当中，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如果将发展经济学的范围加以上述的拓展，那么其内容必将大大丰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完善，其必将愈来愈有生命力。

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的应用与分支学科，究竟以何种经济理论作为指导，以及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是关系到这门学科未来发展的大问题。

战后西方发展经济学主要形成了三个流派或三种思路。一是五六十年代占据主流的“结构主义的非均衡经济发展理论”。这一派深受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非均衡分析，对就业问题的极端重视以及国家干预主义的政策主张的影响。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如刚性、滞后、短缺、过剩、低供求弹性等，使市场——价格机制的均衡作用不可能实现。他们着重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双元结构”的转换，即由传统的农业部门向现代的工业部门的转化以及其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他们主张国家大规模地干预经济、实行计划化，以加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结构主义者以动态的观点，从互相联系的因果关系中去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提出进行结构改革和社会改革的主张，指出发展过程中具有失衡的特点，不能“自由放任”。这是比较正确和可取的。但他们过于迷信国家干预的力量，而忽视了市场机制对配置资源的有效作用，是其最大的缺陷。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并使人们对结构主义的理论产生了怀疑。因此，70年代以后，这一派的主导地位不得不让位于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严格说来是“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发展理论，从发达国家的立场出发，以发达国家的经验来规范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市场价格机制是有效配置资源的最主要工具，这是普遍真理，不仅适合于发达国家，也适合于发展中国家。他们反对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他们甚至认为不存在独立的经济发展理论，而只有新古典主义的单一的微宏观经济学。新古典主义者虽然提高了人们对市场机制的正确认识，并对经济发展的各个侧面做出了许多细致的实证分析，但他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的纯抽象的理论模式严重的脱离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也不切合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实际，因而是极其片面的。

第三是一直属于“在野派”的激进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这一派的经济学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以帝国主义或宗主国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掠夺原理为依据，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中心与外围”的不平等关系，在国际交换中后者总“附属”于前者并受其剥削，因此，发展中国家要自力更生，尽量少与或不要与发达国家交往。激进学派的观点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南北经济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事实，但他们“只破不立”，没有正确地指出发展中国家摆脱落后的出路。

总之，上述三派的经济发展理论，虽然正确地指出了某一方面的问题，但都因忽视了其他方面而陷入片面性。而且，由于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生活在西方的世界里，自觉或不自觉地受西方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所以他们难免存在一个共同的根本缺限，即缺乏对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现实国情的深入调查，在分析方法上只是单纯地就经济论经济，特别是新古典主义者，对那些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地理等非经济因素的分析深度不够或根本没有分析。这就不能不导致西方发展经济学处于目前的困境。

因此，发展经济学的再发展，就必须突破上述已有的三种理论及其方法的局限，建立我们自己的第四个流派即“民族民主主义”的“新型发展经济学”，既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实际出发，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吸取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或现在的成功经验或失败的教训，采纳包括上述三种流派在内的古今中外的一切对我有用的经济理论和其他社会科学成果，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原理为指导，注意从处于资本主义产生和上升时期，为扫除封建主义障碍，为商品经济和近现代工业的大发展鸣锣开道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思想(不仅仅是价值理论)中吸收养料，因为它们较之以成熟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为背景的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也许对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借鉴意义。然后，在此基础上，运用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地理等综合的分析方法来全面深入地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各种类型的国家的特殊规律。总之，“因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本国的经济独立和发展，所以是民族的；而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又必须反对和铲除封建主义，所以又是民主的。这两方面，是这一派别的根本特点。”

当从单纯的或主要是经济分析转变到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全面综合分析，那就需要深入研究许多老的和新的问题。例如，历史分析方面，我们不仅要研究战后东亚"四小龙"及日本、德国经济起飞的成功经验，而且要研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农业社会到前工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转化的全部过程，即其产生、发展的全部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要研究广大的未发展起来的落后国家的历史，例如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何持续那样长的时间，资本主义为何始终发展不起来，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何阻力重重，在今天，封建主义的遗毒在哪些方面仍有待肃清，等等问题。在进行这种历史分析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比较分析，即对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各种类型的国家的经验进行比较，找出共同点和差异。在政治因素分析方面，政治体制、政府行为、意识形态以及各个利益阶层的利益要求无疑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经济起飞之前，究竟是采用分散决策的政治体制还是集中决策的政治体制，更有利于稳定和发展，以及经济发展的进程又将如何反过来促进政治体制的演进，这些问题，也值得认真探讨。

另外，在地理环境因素方面。一国或地区是处在沿海还是内陆，其地形和矿藏的分布，自然资源的多寡对其人口的分布、经济区位，从而对经济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文化传统、国民意识也有不可忽略的作用，例如基督教的新教精神与资本主义早期的发展的关系，儒家文化与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发展的关系，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再如，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矛盾，必须加以克服．才能有利于政治经济的稳定；最后，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如何破除旧殖民制度遗留下来的旧秩序，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关系到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些方面也都值得严肃认真地研究。

总之，通过上述方法上的改进，即用非经济分析来充实经济分析，发展经济学的内容必将大大丰富，说服力和科学性也将大大增强。它将超越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比较狭窄的范围——“发展经济学是传统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二者独特而又非常重要的延伸。尽管发展经济学必然也关心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总产出稳定的持续增长，但它主要集中研究那些能使第三世界国家贫苦大众的生活水平迅速和大规模改善所必要的经济、社会和制度的机制。因此，发展经济学必须系统地阐述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影响整个社会主要经济、制度和社会的变革而制定的适当的公共政策。否则，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将逐年扩大。”“寻求提高农业产出、创造就业机会和根除贫困的经济发展战略过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经济学家和其他政策建议人未将经济看成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经济和非经济的力量以此时自我增强而彼时相互矛盾的方式持续地相互作用着。”托达罗的这两段话是非常精辟和切中要害的，和我们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可以预见，我们将建立的“民族民主主义”的“新型发展经济学”将成为下一阶段主流的经济发展理论，因为它代表了这门学科前进的正确方向。

上面我们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法两方面，阐述了其再发展的方向。下面，我们根据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提出一些有待今后深入研究，在我们看来也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慎重地加以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

1．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性。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早期阶段(五六十年代)，一般把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重视的是它们的"共性"，如计划化、工业化和物质资本的积累。但是由于忽视了各国的具体国情，所提出的政策主张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往往行不通。7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将重点转向了国别、“类型”研究，比较注意各国的特点，而相对忽视了对一般规律的总结，这也是片面的。因此，无论是在发展理论的研究上，还是在发展政策的制订上，我们都必须认真地把握好“共性”和“个性”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这一发展的哲学问题。

2．经济发展的动力和障碍。人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又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受益者。因此，千方百计地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精神，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国民的现代化意识，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为此，必须建立一整套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有效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体制，彻底清除既得利益者、公共决策中的"寻粗"和腐败现象、封建主义殖民主主义的遗毒等等对发展的障碍，同时保持政局的稳定，从政治和法制上保证经济发展的利益为绝大多数人民所分享。

3．稳定与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对既定的状况不断变动和改进的过程，不存在绝对稳定的发展，但是经济的持续协调的发展，又需要保持经济、政治的相对稳定，避免大起大落。很多发展中国家对此有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因此，发展中国家应慎重地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确立一个适当的发展速度，在发展的进程中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始终坚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

4．计划与市场的溶合问题。当今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既不存在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也不存在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二者在不同的国家都以不同的程度共存着，这说明计划和市场，尽管难以结合，但是必须结合，这是当代经济社会的客观需要。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二者以什么程度、何种方式有效地结合，这是摆在发展经济学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5．农业、乡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相互影响和协调发展。农业国的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经济发展过程也就是农业的相对比重不断降低而工业的相对比重不断扩大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不断转移的结构转变过程。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业、乡村工业与城市工业两者之间既有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因此，进一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保持它们之间在动态中的相对平衡，则是发展政策的重要部分，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及现代化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必须彻底抛弃那种以损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经济利益为代价而实现工业化的近视政策。一种置大多数人的利益于不顾的发展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

6．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形成与运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一定积累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西方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已经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和政策建议，有些已被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订者们所逐渐认识并接受。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严重问题仍在于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使用方面存在的巨大浪费。没有把宝贵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用到“锋刃上”，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落后的一个原因，这个问题再也不能“等闲视之”！

7．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的协调发展。

8．人与资源和环境的平衡。最后，我们必须足够地重视工业化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即资源的枯竭，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这将直接威胁到我们特别是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发达的国家已经充分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由于过去缺乏经验，它们采取的是“先发展、后治理”的方式，因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发展中国家应该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及早地采取预防措施，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能象以前对待人口问题那样再出现失误，若等10年、20年后才醒悟过来，就为时已晚，积重难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