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是“二战”以后西方经济学新兴的一门分支学科，其目的是研究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在摆脱了殖民主义桎梏、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以后，如何发展民族经济，消灭贫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本来是关系到亿万第三世界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可是由于政治上、文化上和历史上的种种原因，这门学科并没有诞生在发展中国家，而是诞生在西方发达国家，这就在研究的出发点和研究的方法等方面造成许多先天性的缺陷。

就研究的出发点而言，西方发达国家以世界的领导力量自居，自认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完善的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的归宿，因而要求按他们自己的形象来改造第三世界。在"二战"以后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这就意味着通过各种援助的方式，争取第三世界各国留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以壮大他们自己的阵容，避免被苏联"赤化"。因此发展经济学所讲的"发展"，也就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由于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所以根本不谈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在方法学问题上，发展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总是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抽象出来的范畴、概念、分析工具，不加区别地套用于第三世界各国。西方经济学自从亚当斯密创建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和成熟，200年中确实积累了不少分析工具和武器，用来解剖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有一定实证性。但是第三世界还存在着封建残余，长期殖民主义统治所遗留的影响，有的甚至还保留着封建社会以前的社会发展形态。一旦把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生搬硬套到情况完全不同的第三世界，就会格格不入。在这种分析基础上制定的政策也会是隔靴搔痒，文不对题。"二战"结束以后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成就令人失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经济专家不了解第三世界情况，就充当他们的高级顾问，包办代替，参加他们的重大决策。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几乎全是白人。真正的例外要算是我国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他出于乡土中国，在农村长大。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大国。在他求学和工作期间，他接受了许多当时著名中国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熏陶。他出国留美以前在河北、浙江、广西等地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和专著。那时中国还在艰苦的抗战时期，他也不过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但是他对抗战的前途充满信心，并且预见到战争结束后中国将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到了哈佛大学以后，他努力学习，以满腔爱国热情，在积累了实地考察经验和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参照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农业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思想。这就是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张教授这篇论文在方法学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建立了农业与工业二元的结构理论框架，认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必须把这个框架作为出发点；并且断言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也必须协调发展和实行现代化。这种二元结构本来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实，但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消灭了工农业差别和城乡对 立的社会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在他写作他论文的时代，西方学者对工业化的理解是很片面的。他们认为工业化就是在城市办工业，而农业只须提供粮食和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过程中起一种消极的、被动的作用；其本身的现代化却没有受到注意。张教授的高瞻远瞩只是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碰了壁、遭受了挫折以后，才逐渐显示了它的全部意义。

“二战”以后世界上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其中除东欧各国外都是他们自身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已经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仅管他们面临的问题和实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共同之处，后者的经验也可资借鉴，但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也有他们社会的特殊问题，例如经济改革、引进市场机制、发展商品经济、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在竞争的环境中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等等。这些问题需要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自己寻

40年来第三世界经济发展成效比较显著的只有“东亚四小”，即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而所有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大国如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则改变不大。张教授认为除去地大人多、情况复杂而外，他们都背着沉重的历史遗产和包袱，在各方面阻碍他们前进。因此研究他们的发展问题就不能就经济论经济，而应该把现代化看成一个复杂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方面综合。变革的过程。如果不从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中找出阻碍现代化的"历史幽灵"，就不能顺利地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习惯于进行抽象、演绎方法的西方经济学家从来都不注意非经济因素的分析。特别是像美国这样年轻的国家，自己没有多久的历史，也容易忽视其他国家的历史，以为靠他们那一套数学模型和抽象理论就能解决复杂的经济发展问题。这是他们的发展经济学路子越走越窄的主要原因之一。张培刚教授在上述最近发表文章中不但提出了大国发展的迫切任务，而且在方法论上为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展示了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