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张培刚教授主编的《新发展经济学》一书。众所周知，在国内外已经出版了多种发展经济学的书籍，而本书却冠以“新发展经济学”一名，它与以往的发展经济学著作有何不同?新在哪些方面?我们带着这个疑问认真阅读了全书，终于在以下几个方面找到了答案。

本书的立意十分明确，即通过对发展经济学的变革来建立更符合发展实践需要的新型发展经济学。凡是熟悉发展经济学演变历史的人都知道，西方发展经济学自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以来，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主要是早期阶段的发展理论与后来复兴的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之间的论争。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的基本观点是，以市场价格机制运行为理论核心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肌体发育程序并不很高。国内市场体系尚未完善，价格运行机制严重扭曲，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人们作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均不合乎"经济人"逻辑，因此相对价格的变化对于资源重新配置和收入重新调整的调节作用很小，供给和需求不能自动趋向均衡，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无法自行填平，经济增长难以给社会所有成员带来普遍富裕。他们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不能指望市场价格机制能对它进行自动调节，相反需要借助于国家干预或政府计划来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进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早期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后来被称为论“唯资本理论”、“唯工业化理论”和“唯计划化理论”。

但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了和上述发展理论所设想的结果不相一致的情况，按照那些理论而作出决策的发展中国家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与此相反，那些经济比较开放、注意发挥市场作用的发展中国家却在经济上取得比较快速的进步。正因如此，发展经济学家对过去的理论进行了认真反思和重新评价。其中一些人(包括几位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产生了怀疑，并作出了发展经济学已经“衰落”、“走下坡路”、“进入收益递减阶段”，甚至即将“死亡”的悲观论断。本书主编张培刚教授较早从事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他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由剧盛转为剧衰，进行了反复思索。

正如张培刚教授在序言中写得那样：“面对西方经济学的此种剧变——由剧盛转为剧衰，我始则颇感惊讶，继则又深感困感，何其兴衰剧烈短促乃尔!?”。这种思考着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什么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正有待于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有待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而西方发展经济学竟然宣告“濒临死亡困境”或正在“走下坡路呢”?第二，即便大战后已经发展起来并且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的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它们大都幅员较小，人口较少，而那些历史悠久，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大国(如中国、印度等)都还没有转化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其中原因何在?第三，战后数十年来的西方发展经济学，除个别学者和个别著作外，大都未涉及实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只是把研究对象完全局限于实行私有制和市场机制的发展中国家，这显然是不够的。思考的结论是：大战后西方发展经济学之所以在兴盛了一阵之后转而陷入了当前困境，并不是说明它已经园满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而恰恰相反，它在过去二、三十年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就当今时代任务的要求而言，则仍然相距甚远，其所以造成今天陷入困境的局面，主要是由于过去发展经济学本身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着重大缺陷和严重不足所造成的。因此，我认为发展经济学不仅不应该“趋于衰落”、“濒于灭亡”，而应该是任重道远，前途大有可为。但要做到这样，应该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连同研究方法加以彻底改造和革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发展经济学”。可见，本书的立意非常明确。

扩大了研究范围。本书导论在阐述西方发展经济学面临的种种困境后，指出已往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大都只是实行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包括或没有详论实行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没有从总体上揭示出大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而也就未能回答发展中大国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上蹒跚踯躅的原因究竟何在。“这在学科建设上讲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这“无疑是它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书中写道：“在第三世界人口中占绝大比重的发展中大国不能改变其贫穷落后面貌的情况下，发展经济学就永远谈不上成功。”因此“发展经济学若不以发展中大国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它自身也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发展和完善。”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出，本书扩大了发展经济学啦研究范围，即将发展中大国列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第3章讨论了大国发展的难题及发展的特殊轨迹。 第11章在讨论工业化类型之后，进一步指出发展中大国与小国的工业化在资本积累、产业结构、产品市场和外贸战略以及制度文化等方面各自表现的特殊性。第23章论述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指出大国区域发展的复杂形态。除此之外，特别强调发展中大国的特殊性。如书中导言中所说：“发展中大国的研究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一般性。大国研究与小国研究必须相结合，互补互利，互相促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揭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使发展经济学本身也得到真正的发展和完善。”

在研究立场上，本书也独树一帜，以往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由于认识上的偏差，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只能从外部观察和了解发展中国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他们作出客观准确的科学判断。正如斯特里顿指出：由于这个原因，使得缪尔达尔笔下的《美的困境》是一本乐观主义著作，而其笔下的《亚洲的戏剧》则成了一本悲观主义著作。再加上利益上的冲突及感情上的对立，使得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势必忽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特点和经济利益，从而造成发展中国家产生不适当的对立情绪，将发展经济学等同于西方经济学而一概予以排斥。而本书则从发展中国家的本国国情出发，认真分析造成不发达状况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因素和限制因素，以及在工业化过程中需要具备的一系列基本物质条件等。全书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而展开的一系列分析，都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利益基础上的。这和本书试图建立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发展经济学这一目的是一致的。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也试图改变往发展经济学的单从经济角度来研究经济发展的方式。经济发展的诸多实践表明，经济问题、技术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对外关系问题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互相影响。单纯从经济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是没有出路的。书中认为，发展经济学研究应该分层次地逐渐深入，追根溯源，并在每一层面的分析上，都要从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上着重考察发展中国家独有的经济特征及其运行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符合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的经济发展之路。书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现实社会经济制度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层的"历史幽灵"，即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历史传统的不同影响。书中专门写出一篇(即第2篇工业化前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来探讨这一问题。书中写道："凡是能发扬自身优点，善于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并具有强韧适应能力的民族，就能不断更新和重建自己的文化，为经济发展铺平道路。反之，盲目自大、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拒绝改变的民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必然举步维艰、停滞不前"。并以近代史上中国与日本的不同发展经验来证明这一结论。该书还深刻分析了为什么中国和印度都没有在近代初期经历原始工业化而西欧却迅速经历原始工业化变革的深层的历史和

文化原因。该书还对工业化过程的社会问题作了大量分析。

该书指出，以往发展经济学对工业化的理解是片面和错误的，并认为这是战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步履艰难和屡屡失败的重要根源之一，强调了工业化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为此书中对工业化的涵义作了新的广泛的说明，并论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关系。因此工业化是贯穿本书的一条主线。这从本书的结构上不难看出，全书共9篇，除导言部分外，剩余8篇即工业化前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工业化与现代经济的兴起、现代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工业化与产业结构的转换、工业化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国际条件、工业化过程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工业化过程中的调节机制，几乎都是系统论述工业化过程的有关问题。因此笔者认为这是张培刚教授继《农业与工业化》、《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

农业国工业化问题》之后推出的又一部系统论述工业化问题的力作。如第二篇对传统农业内在矛盾的分析，对传统乡村工业的产生原因、经济特征以及转变形态作了深刻分析，特别是对原始工业化的分析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谈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时指出，在一定的情况下，"现代化"可以而且应该看作是阶段性的，在这一阶段内，"现代化"的活动内容和变化情况基本上同"工业化"一致。但同时又指出，"现代化"与"工业化"之间又存在有大不相同之处。"现代化"远比"工业化"广泛。"现代化"所包含的内容，除了"工业化"的内容外，还包含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变革。而且"现代化"远比"工业化"久远。"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小农经济的社会进化到以机器操作为主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社会，就可以说它的工业化任务已基本完成"。而"现代化"还包含了无止境的不断变革的任务。"即便是先进的工业国或已经工业化了的国家或地区，仍然面临着继续不断进行的‘现代化’的任务"，在此基础上得出"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而现代化则是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长河"的结论，指出了现代化是无止境的。这就澄清了过去人们认为实现了工业化就实现了现代化，把工业化与现代化等同起来的认识上的模糊。书中对工业化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的分析，对工业化初始资本的动员方式等方面的论述也较新颖。

发展中国家是在落后的传统农业社会的基础上起步的，不论在何种社会经济制度下，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从而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书中首先肯定了这一点，并以日本政府作为改革者、教育者、计划者和金融家而出现在经济发展中并发挥积极作用。说明了政府积极干预的必要性。但同时明确指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必须适当，过度干预不论在微观上还是在宏观上都会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指出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失衡、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或错误干预造成的。因而政府干预必须是有条件的、有范围的和有限度的。即恰当地确定政府的职能范围，政府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弄清哪些事是政府应当做并且能够做到的，哪些事则是政府不该做和做不好的。对微观经济活动，政府不宜直接插手，政府的职责范围应局限于经济体制及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宏观经济的协调、稳定和长远规划、非盈利性的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等，通过对总量的调控和适度倾斜的结构政策间接地调控经济个量。

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书中指出，无论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还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存在着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结合的条件和可能，并从理论上分析了这种结合应当具备的四个根本条件。书中分析了市场经济下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原由、特点、效果及发展趋势，并以印度为例指出了这种结合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在谈到计划经济下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时，主要以中国为例说明了这种结合的发展。最后书中概括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互转换的三种类型，特点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指出这种转换可以是剧烈的快速的转换，也可以是缓和的渐进的转换，并特别强调这种体制转换能否奏效的衡量标准是能否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能否充分发挥人的和物的生产要素的作用，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从而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就意味着只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可以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一基本观点和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完全一致。随后召开的十四大明确地提出要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也就是书中所说的第三种类型的体制转换。可见作者在当时对此已有所认识，只是尚未明确提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书中对这一种体制转换没有展开分析。

全书除了在上述方面具有新意外，还有一点与国内以往发展经济著作不同。那就是以往国内的发展经济学著作大都是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介绍，而本书不是介绍性的，它是运用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因而书中的一些结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正如编者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作为一部试图建立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发展经济学雏形的著作，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由于是一次尝试，因此书中对一些问题的分析显得较为浅显，对有些问题只是作一简单交待。如在制度创新的分析中就没有阐述制度创新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变革，在如何实现制度创新上的分析也比较简单；对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也只是作了一个简单的交待等。尽管如此，但作为一部试图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学术著作，无疑是富有建设性和开创性的，对于建立我们自己的发展经济学及指导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