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代表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向张老拜寿。我和张老第一次认识是在1979年，我是北大的毕业生，北大许多老师对张老很熟悉，说张老从小就是才子。通过与张老的许多信件来往，我对张老的人品、学术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举个例子说明张老的谦虚、严谨。我1978年到社科院，师从厉以宁老师，研究西方经济学。1982年发表了几篇东西，有一篇是《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后来张老给我写了封长信，说我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受宠若惊。张老说他想引用我文章的一个观点，问我能否引用。从这里可以看出张老治学的严谨，我当时是个无名小卒，写的还是内部发表的文章。由此可见，张老的严谨和谦虚很值得我们学习。
　　再一点，张老很注意农村问题。董辅乃老师讲得对，这个问题在我国是天字第一号大问题，厉以宁老师也说要将西方的理论与国内的问题联系起来研究。我对农村问题很感兴趣，我从小就了解农民的疾苦、愿望。我国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主力军，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是我国工业积累的提供者。现在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村面貌并未根本改观，农村贫困问题虽然有所缓解，但仍然是现代化建设中最沉重的包袱，尽管同时农村也是最大的潜力所在。我生长在农村，很想继承张老的事业。我现在计委工作，今年55岁，还有时间把张老的事业坚持做到底。农村问题，还有农业经济问题，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应是第一位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把农村发展放在应有的战略地位上。现在我们的政策不是向农村倾斜而是向别的方面倾斜．这是个大问题。张老经济思想的核心就是农业国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张老的理想在我国还未实现。我希望今后20年能实现张老的第一步理想，做到实现我国的初步工业化；再用四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第二步理想，做到我国农村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把大部分农村的农业人口转移到非农产业上来。
　　第三点，我花了两天拜读了张老的《新发展经济学》，内容丰富，与张老的博士论文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许多地方有所发展，有所丰富。在方法论上也有重大的改革。西方发展经济学搞了许多小国，搞了许多没有普遍意义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问题，如“四小龙”、中美洲的牙买加。过去我国研究战略问题也将“四小龙”的经验做依据，这是受了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影响。我认为，“四小龙”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们的模式对我国是基本不适应的。因为他们是小国寡民．我国是大国人多，另外还有些政治因素，．因而他们经济起飞的许多条件，对我国大陆来说，是不可能再现的。当然“四小龙”的许多具体做法．我们还是可以参考，但根本模式却对我国是不那么适用的。’这正是张老创建新发展经济学的着眼点之一。我国不能和日本、美国比，起点不同。但正如《新发展经济学》一书中指出的，我们可以和印度比。1949年建国时，印度许多方面比我们强，但现在却落在我们后面；虽然我们经过大跃进，耽误了许多光阴，但我们取得的成绩比他们大。我与一个哈佛的博士谈话，他说：你们现在比印度强，如果你们过去是走印度的道路，那你们肯定要落在印度后面。可见研究大国这点是十分正确的。
　　《新发展经济学》内容丰富。概括起来一个是战略，即产业发展战略，产业结构的调整，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国际环境等。农村、产业、地区以及对外经济发展战略这四个问题，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四个重点。这四个重点在这本书中都有论述；儿乎所有的观点我都赞成。另外，有关经济体制问题，在书中占的份量较少。我认为这种安排是对的。我国近年改革重点才转向在体制方面，在我看来，要首先研究战略问题，然后在战略的基础上研究体制改革。另外，有些很重要的地方也论述得很好，如外向型经济，发展对外经济往来是很重要的，但我们这个大国不能将外向型经济作为第一位的东西，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适合大国国情的。另外体制问题，就是国家干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70，年代以来的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鼓吹要放手，不搞国家干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发展中国家若是不搞国家干预，就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武装，那是没有出路的。另一个就是错误的国家干预，过度的国家干预是极其有害的。这本书在体制问题上论述比较全面。我认为国家干预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现在国内外体制改革争论的重点，一个是私有制问题，一个是国家干预问题。不言而喻，我们要强调社会主义方向。因而国家干预要强调两个方面，既要防止自由放任，又要防止瞎指挥。读这本书，获益很多，对我今后的研究具有指导作用。最后再次感谢张老的邀请，学到许多东西。再次祝张老长寿。
　　附：杨德明教授为张老祝寿所写的诗：
阳春一曲动西瀛，始是雏风放清声。
育成桃李万千树，更续宏篇济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