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先生主编的《新发展经济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这是一部运用历史的综合的分析方法，首次试图建立本文原载于《江汉论坛》1993年第5期。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发展经济学的学术专著。这部重要的学术专著的面世，打破了由西方经济学家垄断发展经济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局面，解放了发展经济学的"危机"，开创了发展经济学的新阶段，使发展经济学获得了新的生机。这部著作具有较高的理论学术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笔者作为张培刚先生的学生，在拙文中，仅仅谈谈自己的一些肤浅的学习体会，与该书的广大读者交流。

张培刚先生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代宗师。他对发展经济学有多方面的成就，但集中表现在对发展经济学所作出的两次开拓性的贡献。第一次，张培刚先生早在本世纪40年代初，以中国为立足点，以《农业与工业化》为课题．从世界范围内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开发展经济学之先河。他于1945年底撰写的名著《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分别于1949年和1969年在美国一版再版，蜚声于世界各国。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格斯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杜塔教授本人说过，他早在大学时代就拜读过张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受益非浅。1982年，世界银行专家钱纳里教授来华讲学时，也非常推崇张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这本书，他还说："拉丁美洲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与外围’之说，就是张先生理论的引伸"。可以说。张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影响了战后一整代发展经济学家。

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影响如此之大，就在于该书对发展经济学在理论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张先生对发展经济学在理论上的贡献．正如哈佛大学前经济学主任，现任"哈佛国际发展研究中"主任帕金斯教授评价所说："在熊彼得的《经济发展理论》之后，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就算是发展经济学最早最有系统的著作了"。我认为，帕金斯教授的"最早、最系统"的评价是严谨的，也是恰如其分的。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第一，最早提出了农业与工业相互依存关系、农业在工业化中基础作用的四个因素(粮食、原料、劳动力、国内市场)，后来被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库兹涅茨的引用而被广泛传播。第二，最早把农业的现代化包括在工业化的意义之中。张先生把农业作为工业化的一部分，重视农业的论点，与其他发展经济学家不重视的论点相比，更是难能可贵。相隔20年后，农业才引起其他发展经济学家的重视。第三，还最早研究了农业与工业的平衡发展问题。这也是发展经济学的著名的"二元结构"转化论的核心问题。张先生的这一理论也比其他发展经济学家的认识早10多年。

张培刚先生第二次开拓，正是在西方发展经济学面临严重危机之时。大家知道，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是研究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二战后创建、60年代的兴旺发达时期和70年代、80年代的衰落困惑时期。60年代，发展经济学伴随着战后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民族经济的热潮，发展经济学作为研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课题，一时茂然兴起，研究成风，书刊、著述象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各种增长理论和经济模型竞相提出，发展经济学呈现一派兴旺发达景象。然而，到了70年代、80年代，众多发展中国家，除少数的小国和地区诸如亚洲"四小龙"能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起飞，成为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地区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如战后初期所期望的那样实现工业化，反而经济问题成堆，困难丛生，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扩大。由此人们对早期发展经济学中提出的一些理论和政策，表示出了相当的失望，发展经济学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在以往取得的理论成果，如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的计划化、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进口替代战略和贸易保护制度、"双缺口"模型及"外汇瓶颈"论、不平等交换和"依附理论"、国际经济的新秩序论、减轻贫困和满足基本需要论以及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非难和否定，尤其受到复兴后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较量和挑战。发展经济学的生存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威胁：一是新古典经济学复兴而得一统天下，排斥了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存在；二是偏重于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研究法，只注重实际材料分析，重点研究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影响了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科学的存在；三是许多民族国家从其自身立场和利益出发，对西方经济学"居高临下"、"以我为中心"倾向的不满，并进行了异乎寻常的抨击，使西方经济学失去了传播的根基和市场，也严重地威胁了发展经济学的生存。正是在这时，张培刚先生于1989年分别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家》等杂志上发表了《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关于建立新发展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他指出，发展经济学尽管遇到了危机，但发展经济学没有死亡。关键在于对它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造和变革，使之成为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并提出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宏伟设想。张先生论文发表后，在我国经济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随后，张先生在青岛、保定、上海、呼和浩特、武汉等地举行的研讨会上，同一批有志的中青年学者一起，从设想到大纲，从大纲到初稿、定稿，历经四个春秋，第一部试图建立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发展经济学的著作——《新发展经济学》终于出版了。这是张培刚先生对发展经济学继第一次开。拓性贡献之后又作出的第三次开拓性贡献。

张培刚先生主编的《新发展经济学》(以下简称《新学》)一书的出版，不仅是发展经济学说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且对我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其主要意义有：第一，关于二元结构向高层次一元结构转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论述，发展中大国的这种转换要比中小国家更为困难以及如何向高层次一元结构转化的论述，对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换具有参考价值。第二，关于农业经营规模，"从长远来看，大规模农场组织是农业改革和改良的先决条件"。"但是，土地规模经营形式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取决于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发展程度、人均耕地占有面积，以及其他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新学》第212页)"在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条件下，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甚至可能进一步强化土地的小规模经营"。"就目前而言，或者说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土地的小规模经营可能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也更有利于这些国家农业的改革与改良。"(《新学》第213页)这些论述进一步为长期稳定我国家庭联产承包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第三，关于经济发展战略，"发展中大国一般不应片面强调全面推行外向型经济战略，而宜采取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总体发展战略。这就是说，就全局而言，这类国家拥有十分庞大的国内市场，其经济发展必须主要立足于国内，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搞出导向的。心体战略。但同时应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来鼓励和扶植出口企业的发展，并在一切有条件的区域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即实行出导向发展，从而积极地稳步地增加本国经济的外向型成份。与此同时，保持区域间的适当平衡也是至关重要的。"(《新学》第326～327页)这些论述对于各级领导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具有重要的咨询作用。第四，关于利用外资，"从对资本的需求量来看，利用外资对于大国启动和促进工业化进程具有比小国更为重要的意义；但是从外债偿还能力来看，大国由于倾向于建立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出口占GNP的比重比较低，因此大国在利用外资方面又必须特别谨慎"。"发展中大国外资的利用，可能获得比小国更大的长期经济效益"。在发展中大国工业化过程中，外资能发挥多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资同其他生产要素的配合和使用，而这又取决于政府的政策与宏观管理水平。"(《新学》第333～334页)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引进外资的宏观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西方经济学界到了70～80年代，普遍认识到发展经济学的危机，但对于如何摆脱危机，却束手无策。张培刚先生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世界上占大多数，对于作为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发展经济学来说，就其任务远未完成，还仍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大有作为。但发展经济学要能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应对发展经济学的范围加以彻底的改革和革新"。(《经济研究》1989年第6期)张先生在《新学》中进一步具体阐明了这一场伟大变革的基本内容(见《新学》第26～32页)。

第一，发展经济学要转变研究立场，要充分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往的发展经济学论坛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垄断。由此而造成了对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不利影响：首先，是认识上的偏差。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只能从外部来观察和了解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文化历史传统、知识结构和行为能力(包括语言障碍)的局限，他们不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历史传统有比较深入系统的认识，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他们作出客观、准确、深刻和科学的判断。因此，他们认识角度和立场上的偏差，必然带来他们理论上的偏颇。例如他们较多地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去看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较多地用西方伦理规范或价值标准来评判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活动的效果。其次，是利益上的冲突。许多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尤其是新古典主义者)对发展问题的关注，除了出自人道主义的同情外，在相当大程度上也出于维护资本主义体系的考虑。因此，他们往往要求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按照西方的经济范畴和理论来解决本国的发展问题，遵循西方的经济原则，根据西方的经济发展的道路和经验教训来构造其体制结构，这样势必忽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特点和经济利益。最后，是感情上的对立。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优越感和指手划脚以及以西方为中心的作法愈来愈不满。由此进而产生将发展经济学等同于西方经济学而一概予以排斥，从而产生了不适当的对立情绪和虚无主义态度。所以，发展经济学变革的首要一条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由西方经济学家把持发展研究论坛的状况。张先生在《新学》中指出，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应承担起创立自己新型的发展经济学的任务。

第二，发展经济学要扩大研究范围，尤其应该包括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经济学界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界定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定为世界上大多数贫穷落后的国家。这种界定是符合实际的。但是，都不包括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缺陷。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在人口数量还是在国土面积上，都在整个发展中世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它们在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都可供其它发展中国家参考；反之，它们可以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起飞中受到启发。张先生在《新学》中指出，只有把包括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才有可能真正揭示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真正有利于人类社会摆脱贫困的苦难；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也只有如此，才能克服原先视野狭窄的眼界，从而摆脱其理论贫乏的困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

第三，发展经济学要突出研究重点，注重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统计口径，战后40多年里除了由于特殊资源条件而迅速进入中、高等收入国行列的石油输出国以外，发展比较成功的是l1个所谓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其中除巴西外，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墨西哥、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的国土面积和人口都极为有限，有的只是一个城市。也就是说，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只是在极少并不具备有普遍意义的中小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取得了成功，而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在内的发展中大国却都至今未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未能实现现代化。在发展中国家占绝大多数比重的发展中大国如果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那么发展经济学就永远谈不上成功：张先生在《新学》中强调指出，发展经济学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就必须突出重点，把发展中大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第四，发展经济学要改进研究方法，采取对发展中国家的多层次和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要对发展经济学进行变革，还必须改进研究方法。也就是改变以往发展经济学家单从经济角度来研究发展的方法为多层次和全方位的研究方法。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包括罗森斯坦——罗丹、西尔斯、斯特里顿、明特、托伊等)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发展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决定的复杂过程，也都相继提出了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发展问题的必要性。但是，如何进行这项关系重大的系统工程，则是一个远未解决的艰巨课题。尤其是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情况更为复杂。这就需要对发展问题研究循序渐进地层层展开。一是找出发展中国家导致贫穷和落后的原因；二是探索促进增长和发展的方式；三是制定符合国情和时代潮流的政策。当我们分析贫穷落后根源时，主要由各项经济指标(如人均国民收入或其增长率等)来反映其客观的现状。但这种客观状况并非纯经济因素所造成的，它应是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而众多因素的作用．亦有主次和强弱之分。这就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决定诸因素结合方式和结合过程的运行机制、经济结构以及更深层次的社会制度。尤其要重视现实社会制度背后隐藏的"历史幽灵"、文化传统的影响。虽然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这些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大量的事实表明这种历史的积淀足以使任何外来物，无论是现代生产方式，还是现代经营管理方式，都会发生变形和异化，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出现特有的运行方式、管理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因此，张先生在《新学》中指出，发展经济学应改进研究方法，加深分析程度，采取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综合分析研究方法，来考虑和研究发展问题，必将进一步繁荣发展经济学。

张培刚先生主编的《新学》除序言外，一共九篇33章，结构紧凑，层次分明，体系完整，内容十分丰富。可以说，是对新型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构造的第一次尝试。我认为，该书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构造新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

第一，批判继承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张先生的《新学》是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进行了一次大梳理，既肯定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又指出其不足、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和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缺陷及其原因，进而找出变革发展经济学的途径，寻求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具体来说，《新学》从评价复兴的新古典主义与早期发展经济学的争论中来分析西方经济学的成就和缺陷。《新学》把这一争论归纳为以下几点：

(1)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的争论。西方经济学界最早提出"二元"社会经济特征的是J·H·伯克，后以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等人研究，最后形成"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二元结构发展模式"是早期发展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石。该模式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结构差异，提出了两个"存在"的理论假说；一个存在着农业中边际生产率为零的隐蔽失业或剩余劳动力；另一个是存在着工业部门能以不变的低工资得到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可能性。新古典主义对二元经济模型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两个"存在"的假说上。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并不存在刘易斯意义上的剩余劳动。无论是进入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还是滞留在农村中的劳动力，都不可能在工资不变的条件下付出更为艰苦的劳动。《新学》在正确评价这一争论之后，建立了自己的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包括二元结构的基本特征，二元结构的形成条件，二元结构的转化趋势，传统农业的改造，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等。

(2)工业化和计划化的争论。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大都认为现代工业就是发达经济的标志，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健全、社会发育不成熟、资金技术和管理人才严重缺乏等原因，所以需要国家经济计划和直接管理推动工业化和促进经济增长。新古典主义则强调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只有维护真正的自由经济原则和自由贸易制度，才有可能有效地促进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新学》在正确评价这一争论之后，建立了关于工业化过程中的调节机制理论，包括政府积极干预的必要性、过度干预的危害性以及计划与市场调节各自的作用等等。(3)贸易条件恶化论、"双缺口"模式外汇瓶颈"论、不平等交换和"依附理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争论。早期发展经济学认为不合理的进出口贸易只能加剧国际收益的两极分化，必须造成"双缺口"、"外汇瓶颈"现象；国际间"中心国"与"外围国"的不平等交换，先是"中心国"通过殖民主义形式和帝国主义剥削形式剥削了 "外围国"，后来是通过经济依附的新殖民主义形式占有第三世界的剩余价值。新古典主义者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问题不存在外部贸易条件如何恶化的问题，而在于内部经济政策是否正确。贸易条件有不利的一面，也有可以发挥其比较优势的有利一面。如果一概而论只看到贸易条件不利的一面，而采取过度的贸易保护政策，则必然带来浪费、低效和腐败现象；如闭关锁国更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主张发挥生产贸易的比较优势，国家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反对新的贸易保护主义t确立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秩序。《新学》在正确地评价了这一争论后，建立了自己关于工业化的国际条件的理论，包括对外贸易的"引擎"作用、贸易条件与不平等交换、对外开放与外向型经济、工业化过程中外资的作用、外资利用成败的原因、利用外资的有效途径以及重建国际新秩序等。此外，《新学》还对经济发展战略、减轻贫困和满足基本需要、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等问题的争论进行评价，并吸收了双方的正确观点。作为建立新理论的出发点。

第二，充实、丰富和发展"农业国工业化"的理论。张先生对他自己在40年代初研究和建立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进一步充实、丰富和发展，是构建新型发展经济学理论的重新组成部分和重要来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农业国工业化"的问题仍然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其一，是为了克服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致命缺陷。西方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就在于它没有把"农业国工业化"作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他们倡导的工业化是制造业的发展，是工业的片面发展，而不是"农业国的工业化"。这就使这种工业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两个错误倾向："一是只注意集中资源投资于制造业，而忽视了传统农业的改造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二是只注重了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应用，而忽视了社会经济结构的相应变革。"(见《新学》第51页)对于绝大多数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来说，直到7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矛盾激化以后，才逐步认识到不能把实现工业化与发展农业看作相互对立的；也才开始对"工业化"的内容与作用，以及工业化与发展农业的关系，作出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其实，关于"农业国工业化"的完整理论体系早已见诸于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这一名著中了。他当时(1945年底写成)就指出："工业化的概念是很广泛的，包括农业及工业两个方面的生产的现代化和机械化"。它的特征可用各种方式来说明，"如果着重技术因素，工业化可以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发生变动的过程。若着重资本这个要素，则可定义为生产结构中资本广化和深化的过程。若着重劳动这个因素，工业化更可以定义为每人劳动生产率迅猛提高的过程。所有这些特征结合起来指明一件事——经济飞跃进步"。(见《新学》第52页，转引)发展经济学学说史证明，张先生关于"农业国工业化"的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新型发展经济学要着重研究的核心问题。所以，张先生的"农业国工业化"的理论是新型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来源。正如张先生在《新学》中指出："有鉴于此，我们在构思《新发展经济学》一书的总体思路时，力主以广义理解的工业化作为贯穿各篇章的主线，而没有采用一般发展经济学教科书所常用的含义广泛不定的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等概念"。(见《新学》第54页)。其二，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片面理解工业化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也说明要把"农业国工业化"作为新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片面理解工业化就是发展工业，甚至理解为发展重工业，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农业排除在工业化之外，牺牲农业发展工业，忽视了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变革，导致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农业的衰败。同时，也使工业化进程步履艰难和屡屡失败。这一现实情况也说明了有必要把"农业国工业化"的问题作为新型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其三，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状况，也需要把"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作为新型发展经济学的主题。"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已提出半个世纪之久了。在这一期间，尽管世界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某些发展中国家已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正在实现工业化阶段。这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诸如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等国家，它们经济的基本特征表明，仍然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绝大多数人VI在农村，大多数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农业和其他初级生产部门仍然以原始落后的手工技术为基础，以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优势。这种小农经济又以拥有小块土地(自耕农)以及靠租赁土地为生(佃农)的土地占有制为特征。这种结构不仅扼杀了大幅度增加农业产量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可能性，而且使整个社会陷于传统农业社会超稳定停滞状态之中。由此，完全有理由把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看作是"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国家"；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更为明确地称之为"农业国的工业化"。"农业国工业化"仍然是它们面1临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问题。因此，把"农业国工业化"的问题作为新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也是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和需要的。

第三，从分析和比较国外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各种最新趋向的基础上来构建新型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新学》把西方发展经济学最新研究动向，归纳如下：(1)在理论上，以结构研究为主转向以组织和政策研究为主。在这方面作出贡献的有拉尼斯、费景汉、钱纳里、科博、爱德华兹等人，他们都共同认为，组织和政策的选择是解释发展成败的基本因素。(2)从一般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研究。主张放弃对一般理论或普遍规律的探索，转而注重对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发展进行分组和国别研究，即根据地区、发展业绩和发展条件进行分类研究。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的有马格瓦蒂、钱纳里、拉尼斯、费景汉、巴拉萨、克鲁格等。(3)开始注意非经济因素分析。不少发展经济学家已开始认识到研究发展问题，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而且还要从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政治以及各个部门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等，开展深层次的、综合性的和跨学科的研究。80年代以来，西方许多著名的发展研究机构，都曾汇集经济、政治、人口、宗教、环境、妇女问题等多方面专家于一堂，以各种形式进行发展问题"会诊"，并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4)有人提出从全球角度考虑发展问题。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对发展影响日益增加，|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互依存的日益加强，发展问题实际上已超出了发展中国家的范围。因此，斯特里顿主张发展经济学应从"特例经济学"过渡到一门"新的、研究全球性共同性问题的经济学"。(5)试图将不同的研究加以综合。这就是力图从相互争论的不同学说的观点和分析方法中，寻求出共同的共通东西，以此为基础扬长避短，使之互补综合而成一种新的比较完善的理论框架。8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上述明显的研究新趋向。这些思想认识和研究行为的转变，是比较积极和讲求实效的，应该说是具有某些革新意义和富启发性的。但是，仍然未跳出原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旧框框的修补性范围，相当程度上都只能是治标不能治本。张先生认为，只有在研究立场、研究范围、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上进行全面的、彻底的改造和革新，发展经济学才能获得新生。可以说，张先生主编的《新学》是从内容、结构到方法对发展经济学进行彻底改革和革新的全面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