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国和小国的划分，一般是根据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这两个标准。本文所说的大国主要指发展中国家的大国。据张培刚教授概括，这些国家的特点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然而它们的工业化起步维艰，现代化进展缓慢，至今尚未摆脱贫穷落后境地。这里，我们将对这类大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特殊问题及对策作探讨。

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一门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从它形成之日起到现在为止，这门学科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并确实取得了不少成就。它对穷国为什么未能发展起来，以及怎样才能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等问题的探讨，构成了战后最出色的经济理论成果之一；它提出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不仅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直接用来指导经济实践。但是，发展经济学在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繁荣之后，到80年代初却呈现一种相对停滞之势。一时间，学者对这门学科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悲观看法。他们有的叹惋这门学科的停滞；有的忙于对过去的理论进行反思和检讨；有的则对发展经济学提出严厉的批评；还有的甚至怀疑这门学科是否有存在的价值文献中关于发展经济学"正在走下坡跨"，"正处于收益递减阶段"，"正在衰落"，以及"将要死亡"等字眼大量出现。

发展经济学中出现这种局面，固然与它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立场等方面存在很大缺陷有关，但与它不重视大国问题的 研究也有一定关系。众所周知，战后的发展经济学虽然涉及了发展问题的许多方面，却忽视了大国和小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行为特征和发展规律，企图寻找一些普遍适用的原理来指导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未能从总体上揭示大国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这必然使其理论与实际相脱节，削弱其解释力和实用价值。

这是发展经济学理论虽然在一些中小国家和地区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发展中大国却一直收效甚微的主要原因。

诚然，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少数学者也曾注意到大国和小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行为和不同发展轨迹。例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在一系列论著中，考察了国家规模的大小对工业化进程及格局的影响；其他学者如库兹涅茨在许多著作中，也看到了大国和小国的一些不同发展特征。到了80年代，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和研究稍有增加，一些经济学家特地考察了小国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特殊问题与困难，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我国一些学者也已注意到国家大小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同影响。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大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在外贸、储蓄、投资等方面呈现出来的不同行为特征，以及由经济规模、资源禀赋、市场容量等决定的不同发展道路。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无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总的说来，这些研究只具有附带研究的性质，它们没有把大国问题作为一个主题，进行重点的、深入系统的研究。因而既没有从一般意义上揭示大国经济发展普遍规律，又没有具体地探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埃及这样的文明古国至今尚未发展起来的真正原因何在，以及它们的出路是什么。这与发展中大国以及大国问题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这不能不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中的一大缺憾。

80年代中后期，以张培刚教授为首的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针对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悲观思潮及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现状，提出要对发展经济学进行改造和革新，在此基础上建立包括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内，把大国作为重要研究对象的新型发展经济学。我们认为，这一主张是有历史背景、经济依据和现实意义的。下面我们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阐述。

大国问题之所以存在，需要单独提出来予以专门研究，是因为与小国相比，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特殊的困难和问题i这些困难和问题制约着大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格局，使大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一系列新的特点。对此，发展经济学只有进行专门研究，才能根据具体情况，提出适合大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与对策。

纵观当代发展中大国，我们可以看到，大国在经济发展中大都会遇到以下一些难题：

1．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的重大影响。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埃及等，一般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具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具有两重性，方面，文化传统中确有一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优秀遗产，它们至今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都还起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文化传统中也有一些糟粕，以及一些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而今天已不适应现代化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对现代经济发展都是起阻碍作用的。比如，"农本主义"思想(重农抑商)、整合意识、不重视科学技术、家族观念等都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都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行。战后，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缓慢，问题丛生，在很大程度上就与这种"历史幽灵"的困扰有关。所以，大国要获得经济发展，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就必须先清除这种"历史幽灵"的影响，改造传统文化，建立适应现代化要求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的现代化。但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2．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低下的经济效率。战后，发展中大国和小国一样，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大国由于人口基数大、增长惯性大、人口问题相对更加严重。在发展中大国，人口迅速增长已造成了巨大的人口压力，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与困难。人口增长的直接经济后果是使资本相对更加稀缺，劳动力大量过剩。这不仅加大了发展难度，而且使大国在经济发展初期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就业包袱又是导致经济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大量失业人员的存在，不论在什么经济体制下都意味着宏观上降低了社会总资源的利用率，微观上破坏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比如，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减少失业后可能引起的社会问题，不得不想办法安排更多的人就业，使大量的公开失业转化为非公开失业。而非公开失业的存在则通过资源浪费、内耗增加、管理困难等途径直接妨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者由于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处于隐蔽失业或潜在失业状态，其能发挥的生产力自然十分有限。于是，大国的就业问题又派生出经济效率低下的问题。并且在人口、就业和经济效率之间形成一种循环关系：人口的迅速增长造成了沉重的人口压力；沉重的人口压力又导致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后者又阻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经济效率难以提高则理所当然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这一方面削弱了经济对人口的承载力，另一方面又减少了劳动力的总需求，使人口和就业问题更加严重这种恶性循环是大国经济发展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

3．区域经济的平衡与不平衡发展的抉择。与小国不同，大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国国土辽阔，国民经济由若干个乃至很多个区域经济组成。由于资源禀赋、发展基础、人力与技术条件的差异，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总会存在一些差别，由此就造成了一个如何使各个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一般而言，不论实行什么制度，国家都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进行一些干预和调节。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个问题主要是由经济自然演进，并通过市场调节来解决的。结果常常是，在经济发展初期，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造成明显的经济二元或多元结构。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协调发展，区域间的差距趋于缩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计划当局的投资、税收、外汇等有关的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来解决的。由于计划当局的决策者对复杂的经济情况每每缺乏足够认识，同时，各地区向中央争投资、争政策优惠的讨价还价压力与决策者的利已一L-交互作用，故中央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时往往存在很大难度，并产生了诸多问题。从客观上说，政府如果采取区域平衡发展战略，虽然能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暂时缩小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但却可能抑制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从而不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反之，如果政府采取向发达地区倾斜的不平衡发展战略，虽能利用发达地区的经济优势，使发达地区更快地发展起来，但却可能加剧区域间的两极分化，使富区愈富，贫区愈贫，长此以往，也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4．农业落后与工农业协调发展的矛盾。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对大国来说，农业所占的地位尤为重要。在发展中大国，农业不仅创造了很大比例的国民收入，提供了大多数人的就业和生活来源，而且为其它部门的发展提供了投入要素和产品市场。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技术的和自然的原因，以及更主要的是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发展中大国的农业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反而成为经济中的落后部分。这表现为，在大国的农业中，不仅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十分尖锐，而且农业生产技术非常落后，生产工具十分原始，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结果农业经济停滞，农民普遍贫困。这种状况反过来阻碍了工业的发展以及工业化的推进。由于农业生产的自然特点及恩格尔法则决定的农产品需求性质的作用，农业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所以，在整个工业化时期，如何在保证工业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农业得到稳定的、协调的发展，便成为各国，特别是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大国所面临的一个困难课题。

5．内源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度选择。发展中大国一般具有比较丰富的物质资源(资源种类多且贮量大)，而且人口众多，国内市场潜在容量大，故大国在工业化过程比较容易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能在绝大多数行业达到规模经济。与此同时，大国由于产品生产产量和资金需求量都相当庞大，因而不可能完全依赖对外贸易来解决大部分产品的出路问题，也不可能全要依靠引进外资来解决大部分资本的积累问题。这表明，发展中大国不能像小国那样通过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来实现经济起飞，而只能主要通过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来实现经济起飞。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大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应该而且也必须坚持对外开放。首先，大国要通过对外贸易和开放获得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各种投入要素，以弥补国内原材料、中间产品和资金等投入要素的不足。其次，大国要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促进自身的技术发展和管理现代化。第三，大国要通过对外开放积极参加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以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最后，大国还要通过对外贸易进口必需的消费品，出口剩余产品，以维持国民经济的平衡，保证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因此，如何正确处理内源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选择一个合理的开放度，就成为大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难题。

6．民族矛盾与政治团结问题。民族矛盾的多寡大小虽然与国家大小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而主要取决于民族结构和各民族的融合程度，但是，发展中大国一般都是多民族的国家。在这样的多民族国家中，自然存在一个如何协调各民族的关系，维护民族团结和政治统一的问题。由于各民族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乃至语言文字等方面各不相同；同时各民族所处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存在差别(甚至相差悬殊)，各民族之间就必然产生一些隔阂，乃至矛盾和冲突。它们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危及经济发展，甚至威胁到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因此，在大国工业化过程中，应正确处理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妥善解决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以便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地理环境条件。

上述这些难题充分说明，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比小国要复杂艰巨得多，发展经济学唯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才能使其理沦观点和政策建议更具有普遍性和实用价值。

研究大国问题不仅仅是为了克服现有发展经济学的局限性，更主要的是为了推动当代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通过对大国发展问题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找出这些难题，分析发展中大国的经济至今尚未发展起来的真正症结所在，从而对症下药，制定符合大国国情的、切实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促进大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由于大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上述诸种难题及由此造成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更由于各个发展中大国的具体情况亦不完全相同，因此要想找到一种普遍适用而又迅速见效的解决办法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从发展中大国整体来看，下列方面对各国均有一定的适用性，需要予以特别强调：

首先，必须正确处理好农业与工业发展的关系。战后发展经济学的经历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都表明，农业发展在工业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鉴于农业在发展中大国经济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发展中大国必须切实地、真正地重视农业的发展。在近期内，政府应在农业生产技术、农业资金供给、农村经济的非农化和一体化等方面提供帮助；建立农业保护制度，稳定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生产组织制度的改善(如向农场制度的规模经营过渡)；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使农业生产逐步实现机械化和现代化。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在促进农村经济商品化、市场化过程中，政府必须建立相应的调节手段和保护制度，以防止市场力量的波动造成对农业生产的冲击、，从而保护农民的利益，维持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

其次，必须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发展中大国要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必须注重经济效率的提高，为此必须建立各种奖惩刺激制度，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在这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公平问题，建立相应的调节制度，避免收入分配上的悬殊差距。具体到就业问题上，政府在长期内应坚持控制人口的政策，以减少劳动力的总供给；在短期内应努力发展经济，以增加劳动力的总需求。当前应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步伐，促进农村经济的非农化过程，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此外，还应对生产技术进行选择，寻求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最佳组合；在条件具备的地方逐步缩短工作日，减少每周工作天数，以在既定的工作岗位上安置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这样，既保证大多数人的就业和取得收入的机会，又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

第三，必须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内源发展的关系。发展中大国应改变过去那种过分内向型的经济格局，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扩大经济的开放度，以积极参加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在现阶段，发展中大国应适时地调整产业结构和保护结构，适当减少一些保护，使贸易更为自由化；并大力鼓励出口，使自己的产品逐步打入国际市场，扩大国际市场的份额。但是在这同时，必须也注意到国内市场问题。发展中大国应充分发挥国内市场庞大的优势，加强地区之间的分工和交换，立足于国内，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为此，必须打破地方垄断和地区割据，建立国内统一市场。各国应根据国内市场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使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同对外开放相互协调，同步前进，使内外两个方面的积极因素都得到利用。

第四，正确处理区域间的平衡与不平衡发展的关系，扶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政府应立足于发挥各地区的现有优势和经济潜力，制定适当的区域调节政策。在区域发展上，适当倾斜是必要的，但要防止地区间的差距过大。政府要在促进先进地区更快发展的同时，也采取一定措施使先进地区的经济增长扩散到后进地区。尤其是，政府要特别注意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增加投资、输送人才和政策优惠等办法，鼓励民族地区迅速发展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