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2岁的中国学者张培刚在哈佛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这是经济学界研究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途径、动力和战略的先河之作,奠定了发展经济学的基石。
《农业与工业化》名列"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于1949年出版面世后,一版再版,影响了整整一代发展经济学家。然而在中国本土,直到1982年世界银行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来华讲学之前,中国经济学界对张培刚和他的报国之作仍知之甚少。在上海,钱纳里用尊崇的语气讲到:"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而今,年逾八旬的大师在风景秀丽的武汉东湖之滨潜心撰写《农业与工业化》的中、下卷。面对仍以睿智的目光审视这风云变幻之世的老学者,我们不禁想起莎翁的一句名言:
"你的生命是可贵的,因为在你身上具备着一切生命中值得赞美的事物。"
踏上经世济民之路
张老回忆幼年农村生活时,曾讲过一个小故事:儿童时代常和小伙伴们一起端着碗在门前的池塘边吃饭,为了比谁家吃得好,就把饭菜甩一点到水里,看浮在水面上的油花谁的大。
贫困窘迫如此,使年少的张培刚痛感农村生产力之低下,农民生计之艰难。大师毕生求索的正是农村从贫穷走向富裕的道路。1925年春,11岁的张培刚告别家乡湖北红安,只身来到武汉读中学,15岁插班考入武汉大学文预料,1930年进入本科经济系学习,1934年毕业,近六年之中,他师承刘赜、袁昌英、何定杰、周鲠生、杨端六、皮宗石、刘秉麟、任凯南、李剑农和陶因等一批名家,
在"五四"所提倡"民主、科学"的大氛围中攻读国文、外文、生物学、法学和经济学。3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几乎濒临绝境,张培刚开始探索振兴农村的方略。
1934年,他告别师恩浩荡的珞珈名城,以最优成绩选送到北平,在陶孟和先生主持的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受极其重视实地调查研究的陶先生的影响,自后六年问,张培刚深入河北、浙江、广西等地研究农村经济和粮食问题,并先后写成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苑的农家经济》(1936)、《广西粮食问题》(1938)、《浙江省食粮之运销》(1940)三.部专著和一部待印稿《中国粮食经济》。同时,他还在《东方杂志》、《独立评论》、《经济评论》等国内影响最大的学术刊物上,就农民生活、农村发展、货币金融、粮食产销、产业结构变迁等问题发表了40余篇文章,渐渐形成了对农村发展的独到之见,他本人也成为颇有名气的青年学者。在30年代学界关于中国应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大论战中,年轻的张培刚不惮权威,独树一帜地提出了发展战略:"我们要做到的工业化,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乡村。"这一思路在《农业与工业化》中得到逐步完善和丰富,并且至今仍是发展经济学最富于挑战性的课题。
哈佛求真:农业与工业化
40年代初,整个世界狼烟四起,饥鸿遍野。在哈佛大学宁静的图书馆,张培刚埋首浩繁卷帙,酝酿整理着自己的纷纭思绪。
张培刚是于1940年夏参加清华庚子赔款公费留美选拔考试后,取得工商管理研究生资格赴美求学的。他心中挂念着抗战正苦的祖国,目光却伸向战后中国如何发展这一复杂的课题,为此他不久即放弃前程似锦的工商管理(MBA)专业而转至经济学系。此时,哈佛经济系"帅"星云集,如以垄断竞争理论而闻名的张伯伦,首先提出创新理论的天才大师熊彼特,有"美国凯恩斯"之称的汉森,国际贸易权威哈布勒,投入产出法倡导人里昂惕夫。在这些大师的指导下,张培刚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他在武大时就掌握英、法、德三门外语,使得这位中国学者能用最短时间闯过语言关,得以如饥似渴地博览经济学诸位名家的著作。当时官方公费每月只有90美元,战时又打八折。在极其艰苦的情形下,张培刚和他的中国同学吴于廑(历史)、韩德培(法律)凭籍东方人的智慧和超群的毅力赢得同窗的尊敬,被并称"哈佛三剑客"。当时寓美的胡适博士、赵元任大师、周鲠生法学权威对这些日后扬名海外的学子都极为欣赏和爱护。
五年苦读,张培刚详细考察了欧、美等国的发展历程,与导师美国农业经济学泰斗布莱克,经济史权威厄谢尔协商后,决定以"农业与工业化"这一前无古人可师之题作为博士论文研究课题。"丘壑成于胸中,既悟发之笔墨。"在这篇名作中.他从世界范围内探讨农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将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特别是农业与工业化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调整和变动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工业化即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
他在总结以往两个世纪经济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将工业化战略确定为"一系列基要函数连续变动的过程,尤其重要的是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西方经济学界60年代才认识到这一点。他第一次提出了农业对工业的四大贡献:粮食、原料、劳动力和市场,并从理论上明确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区位变动对城市和工业化的影响,论述了农业国与工业国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流动问题。鉴于张培刚博士论文对经济学的贡献,哈佛大学授予他最高荣誉:"大卫A威尔士奖",这是东方人第一次获得此奖。萨缪尔森曾以得威尔士奖的论文扬名世界,甚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农业与工业化》的重大价值。得知这仟争,张培刚国内导师早年哈佛博士陈岱孙教授欣喜万分。1992年哈佛大学经济系致电张老庆祝他80大寿时仍强调:"我们今天仍然非常高兴地将您列入杰出的获奖者名单内。"
坎坷人生遭际
张培刚的学术成就引起国内学界注目。1945年他接受武大校长周鲠生教授的面邀,次年回到母校担任经济系主任。在张先生的影响下,一代有志之士从国内外来到武大执教,开始了武大经济系教学和研究的黄金岁月,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
1948年春,张先生为了实地考察,搜集东南亚殖民地国家经济资料,继续进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特地接受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邀请,出任该委员会的研究员兼顾问。这一期间,他奔波于东南亚等地调查研究,多次参加大型国际会议,为联合国撰写了数篇专题论文。
1949年2月,他毅然辞去联合国待遇优厚的职位,谢绝哈佛大学回校执教的邀请,离开曼谷回国。自后,他急切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和宏扬学术的愿望,被纷繁的行政事务及历年政治运动打碎了,他就像胡适第一首白话诗中的蝴蝶:远上寒天,凄苦独伶仃。令人感喟的是:即使在那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仍有许多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寻找"培刚张",要求与他探讨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大道漠漠,学者又远行
告别那段"令国人丧气、识者蒙羞"的岁月,我国经济学界百花凋零、百业待兴。已扁65岁高龄的张培刚先生再度开始活跃于学术界。
1978年,张老与宋则行、宋承先等学者合作编撰了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中的"外国经济思想史"的部分。稍后又赴京讲授"西方微观经济学",并与厉以宁教授合作,撰写和出版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1980)、这是我国拔乱反正后,最早系统、科学地介绍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著作之一。1986年两位教授一南一北又合作撰写和出版了《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张老在物资流通、土地改革、外贸发展和外资利用等关键领域发表了许多开先河之作。他主持"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担任中方主席,创办了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同时,他还以"老牛奋蹄精神"足迹遍欧美做西学东渐和东情西达的文化使者。
近15年来,张老已撰写论文逾百万字。厉以宁教授高度评价张老:"始终把走向市场,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并说"张培刚教授这一系列探索,今天看来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再度苦索:新发展经济学
1983年,张老于病榻之上修订完《农业与工业化》中文译稿交付出版,这部报国之作历经40年沧桑终得与同胞相见。中国经济学界读奇文之"幽情远思",感慧言"如睹异境"。国情研究小组的一位学者反复钻研后为这"被淹没的声音"唏嘘不已,对《北京晚报》记者击节而诉:解放后,我国领导人若能够好好阅读此书,会少犯许多错误,少付许多代价。
中国40余年的工业化进程竞如此戏剧般地在张老早年划定的三个框架内"进退无策"。第一: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谁为充分条件?谁为必要条件?第二: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能否平衡发展?第三:农业国与工业国的关系如何协调?
全世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大国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尚未工业化,发展经济学的大师却面l临这门学科在西方的没落。张老对此问题全力以赴,大量阅读和仔细研究,快80岁的人了,仍勤思不辍,笔耕不已。
他深感西方发展经济学处于困境的症结所在:研究范围狭小,主要以小国市场经济为蓝本;没有深入研究幅员广大、历史悠久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制度等障碍;用现代发达国家发展战略对穷国量体裁衣1988年10月、12日,青岛。张老以学者的良知和勇气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改造旧发展经济学、建立新发展经济学的宏愿,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都为张老深入浅出和执着求真的演讲感动不已,并深受启发。接着于1989年6月和l2月,中国权威刊物《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家》先后发表了张老《发展经济学向何处去》和《关于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两篇论文。1991年他又出版专著《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以此为新理论之先驱。1992年作为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新发展经济学》凝聚了以张老为首的老、中、青三代学者勤劳合作的结晶,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张夫人谭慧剖研究员,整理编辑了张老迄今在国内外所发表的论文,并出版了《张培刚经济论文选集》(上、下卷),献给大师80寿辰。为继承和光大新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同年"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宣告成立。
耄耋之年的张老,一边埋首"大国经济发展与中国工业化及现代化"的研究,一边仍"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亲自培养硕士和博士。新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研究才开始,我们引用张老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
"我们作为中国人,不仅要在经济上争气,早日摆脱贫困,做到真正振兴和发达,而且在学术上也要争气,早日摆脱落后,做到真正独立和繁荣。在这方面,我特别寄希望于青年好学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