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徒缘聚，接力前行

——我与张培刚基金会

史清华

第六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获得者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记得在2016年暑期的一天，我正在山西老家和亲人们团聚，一阵电话铃响起，让我有幸和张培刚基金会正式结缘。来电者不是别人，正是“五百年前”的本家兄长、国内经济学界的大佬，我所敬重的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著名教授史晋川先生。他的来电简洁明了，通知并祝贺我喜中张培刚奖。电话的喜讯也激起了我的好奇与确证，赶快上网一查，公示名单中确实有我之名。在此衷心感谢兄长的报喜。正是这个奖的到来，我与张培刚基金会有了一个有证为证的名正言顺的关系。

   张培刚奖，全称“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首届颁发于2006年，获得者共三人，分别是西北大学的何炼成先生[1]、北京大学的林毅夫先生和浙江大学的史晋川先生。至今这一奖项共颁发了八届，有23部专著（28人）、17篇学术论文（31人）榜上有名。平均一届获奖作品5部（篇）。细察之，在17年的评选中，这一奖项的获得者出现频次最高为1次，虽说规则中没有对获奖次数加以限制，但至今上榜最高频次为1，意味着什么？我想，张培刚奖对获奖者的荣誉性看得要更高，也更为严肃，是在对获奖作品水平充分认可基础上的一种荣誉。显然，这个荣誉承载着一种终身性使命：基金会为能颁发张培刚奖于您而荣兴，您将成为发展经济学学科发展的继承者；而您也会以获得张培刚奖而荣耀，努力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做出更多更大贡献。第九届的获奖作品名单也于2022年8月1日公布出来，正在公示【1部专著（1人）、5篇学术论文（10人）】。我属于第六届获得者。

   2016年，在看到第六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申报公告并填写申报书时，我对张培刚奖只有一个初步了解，知道这个奖是张培刚基金会组织的，是颁发给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做出贡献者，但对于基金会更多的深入了解则是在获奖后才逐渐增多。奖项设置、颁奖方式以及嘉宾邀请等都是那么地隆重与严肃，让人自然而然地对此奖有一种敬重感。特别是看到前面几届获奖者名单，心中的那个敬畏之心油然而生。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是中国经济学界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奖项。尽管这个奖的发起单位“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在性质上属于民间性质，在当下单位奖项认定中，有不被认定的可能[2]，但他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与知名度却是不容置疑的，否则，不会有这么多国内经济学界知名大佬名列榜单。以著作类为例，如第二届的谭崇台先生、吴敬琏先生、姚洋先生；第三届的李实先生；第四届的厉以宁先生、万广华先生；第五届的朱玲女士、陈诗一先生等。特别地，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张培刚奖的一届届颁发，国内外经济学界对这一奖项的重视程度和认可程度不断上升，能够获取这一奖项已越来越成为学者们的追求与梦想。

   对于民间的学术活动，特别是涉及颁奖的活动，在全国多的是，不只在经济发达了的今天有，就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也有；不只在中国有，国际上也很多。但是，一项颁奖活动，特别是学术类的颁奖活动，能够持续地一届届办（颁）下去的不多。原因有多种，这里有同行认可问题，有单位认可问题，还有组织单位资金筹措与使用问题，但更多的是组织单位执行的公信力问题。特别是最后一条，公信力的学界认可与社会认可非常重要，它是保证活动能够持续进行的生命力[3]。同样是民间性的学术奖，诺贝尔奖之所以能够持续上百年，绝非其奖金高的诱惑，也非获奖者个人可以左右，而是它的公信力在那里放着。尽管近年来也有一些诟病被传出，如文学奖[4]，但瑕不掩瑜，作为全球最有影响的一项学术界颁奖活动，每年十月开奖季都让各类学者翘首期盼，诸类媒体争相报道，相关世人评头论足。张培刚奖的举办虽说还不能和诺贝尔奖相提并论，但其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特别是在参评方式上，同行提名与自我申报并用，与诺贝尔奖的单一提名有相通地方，与国内其它奖的自我申报也有相通之处；在持续时间上，虽说只有区区17年，开奖的届数也只有8次（第9届正在公示中），但其走势或苗头，显然与诺贝尔奖有相同之处。“高标准，高规格，重影响，重品牌”已成为基金会执事的行为规范。我为有这样一奖在手甚感荣幸，也为基金会对我的《中国农家行为研究》青睐而感到高兴。在我的数十个奖证中，张培刚奖对我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标志着我在由农经学者向经济学者更靠近了些。至少，我也能算半个经济学人了。

   张培刚奖只是张培刚基金会诸多活动[5]中的一项活动。基金会1992年成立时，发起单位华中理工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在设立了以张培刚先生命名的非公募基金会“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初衷时就写的非常清楚。方向：“为了推动中国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传播”；定位：“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目标：“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不断探索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快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显然，基金会成立就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成立三十年来也真切地见证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大发展之路。特别是在基金会成立第14年，开启了它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张培刚奖的颁发。张培刚奖的开启正好与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大发展的历程不谋而合。与此同时，张培刚奖的颁发也让基金会的社会影响从华中武汉这一局部地区走向全国，走向全球。事实上，获奖者名单中就有许多国际人士，如第三届的Dwight H. Perkins, 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第六届的Robert C. Feenstra，为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等等。从这个角度看，张培刚奖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奖。

   今年是张培刚基金会成立以来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年份，从1992年到2022年正好三十年，弹指一挥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中国有句俗话：“三十而立”[6]，今年应是一个检验基金会的年份。基金会运行了三十年了，也该是到了回头看一下自己走过的路的时候了，故基金会发起“我与张培刚基金会”的征文活动，其用意，我想也大体如此。

   当然，基金会的成立是张培刚先生（1913-2011）生前就开始着手做的一件大事，也是其毕生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张培刚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做博士时开创的事业——《农业与工业化》问题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学术问题。试想，到1940年代中期，全球有多少国家真正实现了工业化？现在想来屈指可数吧，确切地说，在那时大多数国家还处在农业国时代。在全球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要经济的时代，张先生就非常前瞻性地看到：一个国家要想振兴，走工业化之路是必须的，工业化的发展也将是发展中国家的前途所在。他将“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作为其博士论文主题，从历史上和理论上系统地探讨了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藉此，哈佛大学将1946-1947年度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授予张培刚博士，可谓实至名归。在这一研究中，张先生创立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为《发展经济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有开创新学科之功；张培刚提出的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构想，为发展经济学在当代的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引导许多发展中国家借此走上快速发展之路，有理论引导实践之功；张培刚先生亲力亲为，率先倡导并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学在中国的引进和普及，让自己的理论在祖国大地实践中生根发芽，可谓典型的理论联系实际之楷模。特别是1992年，在他80高龄时以他的大名命名的基金会成立，让张先生的事业在他眼中继续健康推进了20年，直至“红烛燃尽，蜡炬成灰”。百年后的张培刚先生，虽然未能亲眼再看一下他自己开创的事业之进展，但基金会沿着先生开创的道路朝前走的想法和做法始终未变。今年是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明年就是张先生诞辰110年，故借此机会在纪念基金会三十岁生日到来的同时，提前纪念一下张先生110年诞辰。请张培刚先生放心走好，您的事业将后继有人。事实上，基金会通过颁奖等活动也一直在努力为您的事业找寻接班人。

   自2016年获得张培刚奖以来，我自觉与基金会有了某种关系，自觉关注并积极努力参与基金会的一些活动，期望能够为基金会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在做好自己学术研究的同时，利用自己有限的知识为提升基金会的影响出谋划策。在第七届张培刚奖颁发过程中，我的一个建议被基金会采纳，让这届获奖者不仅有了获奖证书，还有了金灿灿的大奖牌[7]，让获奖者的荣光由书柜走上台前，一个沉甸甸幸福摆在世人面前，多么荣光！积极响应基金会号召，努力推荐候选作品，自觉担当起维护基金会形象的使者。第九届公示名单中就有我提名的作品，也许不是我的功劳，仅是一个巧合，但我心知足。

   三十年来，基金会在推动发展经济学前行中做了大量活动，多数属于零散的，不为人知，或不为人常知，但在开设张培刚奖项17年来，影响与日俱增，特别是在关注未来上，又于2018年开始增设了青年奖（全称“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实属具有开拓性。据说青年奖的竞争激烈程度要远高于张培刚奖。是啊，关注青年，就是关注未来，发展经济学的前行，青年是主力。这一点基金会显然把握住了时代脉搏，走在了时代前列。当然，基金会的这一努力与社会对基金会的支持分不开。试想，基金会成立初，只有注资10万元，非常有限，如今拥有本金已近2000万元。基金会对基金的超水平管理与运营是基金会良好发展一个重要基础。首届获奖专著一部的1万元奖金与当下的15万元应是等同的，同样，首届获奖学术论文一篇的5千元奖金与当下的10万元应是等同的。不存在谁高谁低的认知问题，只存在基金会运营的良好与否问题。奖金的大幅提升正说明基金会走在一条正确运营之路上。在这里，我作为一个曾经的获奖者，对基金会的运营管理者致以最崇高最诚挚的敬意！谢谢你们，辛苦了。

   张培刚基金会是我们师徒和徒师的福会。我的老师万广华教授[8]，其独著《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均等：方法和证据》是第四届张培刚奖获奖作品；我的专著《中国农家行为研究》是第六届张培刚奖获奖作品；我的弟子程名望携他的弟子贾晓佳和他的学生仇焕广的合作作品——学术论文《中国经济增长（1978—2015）：灵感还是汗水?》是第九届张培刚奖获奖公示作品。师徒共同获得张培刚奖，想象一下，那是一个什么场景？心中之乐自不必多说。他人若知其中之奥妙该有多么羡慕！当然，当下社会也可能会相反，由嫉妒而生恨！对此，我们不必太在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永远支持不同意见。但我还是真诚期望弟子们能够继续朝着这条路前行，在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上做出应有贡献。记住，张培刚奖是不会落下我们的，基金会也会乐于支持我们的，因为这是基金会的宗旨。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当义不容辞。我们也义无反顾地去按照张培刚老先生的遗愿，师徒接力，传承发展经济学研究，将自己的学术，特别是和发展经济学相关的学术，努力向前推进。

   祝福基金会三十岁生日快乐！

   恭贺张培刚先生诞辰110年！

写于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

2022年8月30日星期二

[1]何炼成先生是我读书时代西北地区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我们虽没有直接交往，但对何先生的学问和影响是知道的。我的硕士同班同学徐璋勇同志毕业后就到何先生所在的学校西北大学从教，并投在何先生门下，成为何老忠实的博士弟子。先生于2022年6月18日仙逝，享年95岁。我为失去这样一位发展经济学领域的思想者深感惋惜，也愿何老一路走好！

[2]确实，这个奖在我们单位就不被认定，因其未列入教育部名单中，与其齐名的“孙冶方奖”则被认定。好像民间奖项在教育部的名单中并不多，单位依托上级认定而认定的做法从某种角度看，有违学术共同价值。但面对诸多社会评价，单位在认定上也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简单依托上级行事，无错亦。

[3]认可疲劳是公信力的最大敌人。通常，随着颁奖活动的次数增多，奖的新奇感减弱，人们对奖项会产生认可疲劳，特别是在个别授奖者的水平遭到社会质疑，奖项的公信力就会受到致命威胁。类似现象在国内已出现不少。

[4]自1901年起，120年诺贝尔文学奖有过8个年份未开奖，如1914、1918、1935和1940-43年，原因不是公信力，是战争，而2018年未开，原因却是公信力。

[5]张培刚基金会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一)开展有关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课题研究;(二)举办与发展经济学有关的学术会议；(三)表彰和奖励国内外在发展经济学相关领域具有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四)奖励高校经济研究领域的优秀博士硕士论文；(五)资助发展经济学方面的优秀著作的出版；(六)开展捐资助学等社会公益活动；(七)其他有助于促进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活动。

[6]语出《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后人由此提炼出成语“三十而立”。意指人在三十岁左右知晓礼仪，做事有分寸。也表示人在三十岁前后应当有所成就。

[7]让我深感意外的是，基金会还友情地对前面六届的获奖者给予了奖牌补发。在这里真诚感谢基金会的周全考虑，让我的建议在自身也得到回报。

[8]万老师是我读博时的授课老师，也是我出国访学时的合作教授。